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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 小说坊八讲:造句和自尊方言是真正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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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迄今作家谈创作的书籍中,本书堪称经典。全书共八讲,分为语言、故事、人物、主题、修改、文学的性别奥秘、写作训练随谈、文学初步及其它。每一讲都提出和解答创作诸要素中的核心问题,是作家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经验的全部结晶。本书是作家以聊天和闲谈的方式行文而成,通篇生动、活泼,妙语如珠,全无说教之气,匠人之气。

  说到造句,我们大概会想起小时候的语文作业:为了学会使用一个词汇,老师会让我们写一个完整的句子,让它包含这个词汇。显然这就是作文的开始:文章是由一个个句子连缀成的。我们都明白,文章要好,首先是句子要好——所有的句子都好,这篇文章大概也差不到哪里去。所以解决造句的问题就成了大事情,这个解决不好,文章就肯定不会好。

  可是虽然这样,那些工作了一辈子的写作人,比如说作家们,也不敢说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他们常常还要因为缺乏好的句子而苦恼。

  看来写作中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能够拥有好的语言。写作是什么?就是接连不断地、不停地造句,就是创造出一种能够吸引别人的话语方式。他要用自己的、与别人有所不同的、新颖别致的、准确生动的说话方法,来表达思想和故事。

  这时候,我们强调的正是“与众不同”——重复他人的话是没意思的,那不是创造。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自尊心的问题,有时甚至可以说,越是好的写作越是显示了自己的自尊:它从语言表述方式开始。比如别人常常使用的一些词、一些习惯性的句子,我们就得注意回避了。不仅文学写作如此,好的记者也是如此。可是现在如果我们翻一翻小报,打开电视,常会发现其中充满了那些熟悉的套话。我看到的一些内地传媒,口吻多是从港台学来的,什么“满头雾水”、“大跌眼镜”、“大打口水战”……这些说法在当地是没有的,只是这十几年才多起来了,不停地说来说去,让人听了很不舒服。文章中,偶尔出现一个比喻很新鲜,大家就一窝蜂地去学,这样下去十年二十年,大大小小的电视和小报都要用,这不仅让人厌恶,还有一种霉气和窝囊的感觉。

  稍有自尊的作者都应该写出自己的文字,尽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不应该抄用别人的字句。现在连很多文学创作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起报章或荧屏上的口气说话,殊不知只要有了这样的腔调,就永远也进入不了真正的文学写作。不要说这些时尚文字大都是水货,就算是很好的创造品吧,也与文学无关,因为它不是独一份的,而是可以成批制造的语言套餐。第一个写出精彩句子的人是聪明的创造者,第二个照此办理的人是傻瓜,第三个重复这样干的人简直就是非常非常傻的了。

  这就是语言的自尊问题。有较强自尊心的写作者,不要说别人,就是他自己原创的一个说法、一种语言方式一旦被广泛应用,他自己都要设法回避。可以想见,如果连一个词儿都要套用别人的,都不能使用自己的,又怎么能相信他在一些大事大非问题上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呢?所以现在的人云亦云、推波助澜到了这样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

  由此看来,我们的没有见解、跟从潮流、盲目依从,不是从别处,简直就是从一个个句子开始的。我们先是丢掉了自己的句子,接着是整个的语言、整个的观点。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件事,不是关心事物的真实情形如何,而是首先看别人、看权威人物或大多数人对这件事怎么说,然后再尽快跟上去附和。这已经成了大致的习惯。这就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幸,而不仅仅是糟蹋了我们的文章。

  这种走出来,当然要从语言起步。比如刚才说的小报媒体语言,第一个用“大跌眼镜”的,也许跌得很好;如果接二连三地跌下去,就很成问题了。还有“口水战”的比喻——在我们老家胶东,对这种吵来争去的做法有一个说法,叫做“打嘴仗”。可现在胶东的一些报纸和电视也慌忙不迭地跟上时尚,改说“口水战”了——刚开始这种比喻当地人都听不懂,因为它直接让人想到的不是争论和吵闹,而是相互吐唾液——可见并不雅观,联想起来还有些脏。其实原来“打嘴仗”的说法多么形象生动,而且当地人听来更明白易懂,可就是偏偏不用了,嫌它不时髦。至于“满头雾水”这种说法,对山东或胶东来说更离谱了,这种外来的比喻一出现很陌生,当地人怎么也弄不懂是指什么。可见从商业流通之地模仿来的词汇,并不一定就是好的,更不一定是适宜的。

  我的一个朋友,二十年前特别乐于使用的一个词就是“生命的”,文章常用“那种生命的……”、“生命的……”,很是深刻。后来记得有一天我们散步,走到了一个大学校园里,正好听到了大学生播音,一男一女语调铿锵,在广播里轮番说着“生命的”如何如何,一口气说了七八个。我的那位朋友驻足片刻,说了一句:“我再也不能这样用了。”

  是的,二十年前很少有人那样使用“生命”二字,而到了今天,二十年后,这种用法已经泛滥成灾了,简直什么都是“生命的”。我的朋友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自尊心很强,当然不会频频使用那个词了。

  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真要实行起来却并非那么容易。因为跟从和盲从往往是不自觉的。大家都那样做,我们也就随之跟上了,并不认为有什么忌讳。其实这真的是大忌——丢了自尊还不是大忌吗?

  说套话的风气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翻开一些公文,最头痛的就是一些现成的、被重复了千万次的句子和词汇。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这些文章转用其他人的文字从来不需要注明——原来大家都是这样抄来抄去的,已经习惯了,成了一种专门的体面的工作,而且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一些写套话的技巧。

  公文的情况是这样,大家都不陌生,可以说耳熟能详了;那么文学作品比如小说呢?初一看并没有公文那么严重——仔细看看也差不多,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在重复和抄写他人方面做得比较隐蔽罢了。许多小说都是同一种口吻,句式和词汇也大致是那样的,更不要说风格和气味了。比如有一段流行痞子味儿,那么这类文字满刊物都是;接着是物质主义金钱至上,是所谓的“看破”,以嘲弄理想道德为荣,是暴力和性,是嗲声嗲气和小资情调,是小孩子们的星河怪物……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波一波出现的,是季节性的东西,只要一入时尚,很快就有一大批相同的“创作”跟了上来,最后再相互比试谁走得更远、更大胆更泼辣更出格更招眼。这不是低智商、没自尊的表现吗?

  文学写作,不仅是他人用得太多的句式和句子要自觉地回避,就是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用过的词儿,也要尽可能地小心绕开才好。你如果在同一个段落里将某个词连用了几次,那就不算讲究。这种不讲究,也要在修改中解决掉。

  好的作家必然是自尊心极强的,这表现在一切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在句子上跟风,在题材和风格上跟风,在思想倾向上跟风,都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因为这样做就失去了创造的性质——创造应该是开拓性的工作,创造品是出于己手又不可重复的东西。如果我们干的都是别人多次干过的事情,连一个词儿都描红一样比着画下来,这不是太窝囊了吗?

  让我们离开时尚,越远越好。我们能够写出自己的句子,并且要由此起步才能走得远。的确,作家拥有自己的造句方式,用自己的句子写作,这并不是什么雕虫小技。

  有人可能说:初学写作的人,难道模仿一下不是正常的吗?何必那么苛刻那么较真呢?是的,正因为是初学,很容易就此形成习惯,才需要我们一再地强调。对一个人来说,任何事情的开头都是一个大关口,这往往会决定他走很长的一段路,甚至是很远的那个未来、那个结尾。说到不可避免的模仿,那就让我们模仿那些最固执的作家吧,那样的人总有一些,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这样会更好。

  在写作这个行当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场奔跑的马拉松,一场比赛,看谁能够更固执地坚持下来。坚持自己的一份是困难的,最后才形成了独有的一份,那才有保存下来的价值。如果大家都差不多,还保存它干什么?就像电脑储存,相同的文件是要被删除的。

  这就说到了方言。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使用方言的文学作品,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学问题。不少人问:为什么非要那样写——使用那么多的地方话,疙里疙瘩让外地人看不懂?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非要写成普通话才算好呢?

  大家各说各的道理,这会儿问怎么看,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过要简单点说,从根上说,我会说:方言才是真正的语言。

  为什么这样说?就因为语言既然是用来表达心情和思想的,那么它做得越彻底越传神就越好。表达怎么能脱离地方个性?这种个性一旦失去,语言肯定要变得贫乏无味。一些只在当地才使用的说话方式,往往是最生动最简洁的,它不可能被另一种语言完全取代。能够传递最微妙的、事物内部最曲折的意味的,这样的语言才是精到的语言,才算是最好地发挥了语言的功用。从这个方面来看,还有什么比方言更好的?

  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形成的,在更大的范围里推广使用,让不同地域的人免去了交流的障碍。问题是,这种交流只是作为最基本的工具在使用,它当然会有自身的局限性,并不能满足艺术的使用。从交流的方便来看,它是好的;从艺术的本质、从特别深入的表现力上看,它又是不尽人意的。因为凡事都有得有失,这种普通化的过程也削弱了语言的深入刻画力、传神的表达力。为了迁就大多数人,只好寻找一个最大的平均值,削凸补凹,以变得平坦,好让大多数人能够在上面行走,就是说让其成为大众工具。

  但艺术又是最忌讳这种平均化、最反对折中的。艺术在许多时候恰恰需要依赖那种个性化甚至是极端化——出神入化、独立性个人性,这才是它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普通话压根就不是文学语言的首选,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语言——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反文学的。

  语言虽然是虚构的,但这虚构同时又要依据生活,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话模式。有的作品所写到的人物不够真实,就是因为他的人物所用的语言太过偏离现实生活中的说话方式。有些作者会用到方言,这是一种更真实更生动的、生活化的语言。虽然未必所有的读者都能明白方言,但它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却是最有表现力的。

  方言是一方土地上生出来的东西,是生命在一块地方扎根出土时发出的一些声响。任何方言都一样,起初不是文字而是声音,所以它要一直连带着自己的声调,即便后来被记录下来形成了文字,那种声音气口一定还在。这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方言中常常有一些字是很生僻的,因为它记下的是当年那个古音。这种连血带肉的泥土语言,往往是和文学贴得最紧的。

  从方言到普通话,这中间其实也有个“翻译”的环节,就像翻译外语一样。一经翻译,我们知道,有些复杂别致的意蕴就要失去一些了。通常说的“美文不可译”,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从方言变成普通话,也要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为了使自己的意思传达到较远的地方去,形成更大范围里的交流,就只好忍受一些损失,忍着心里的痛,眼瞅着让它变成另一种语言。没有办法,凡事总是有得有失吧。

  看来我们怎样设法把这种移植/翻译中的损失降到最小,才是努力的目标。我们会在心里设想:如果这种翻译由作者自己来做呢?就是说,我们写作时可以在心里操弄一口方言,而落在纸上就变成了普通话——这样一个自我的、悄悄进行的转换是不是好一些?当然是的。事实上也别无他法,我认为大多数作家都在进行着这样的劳动——他们在心里默念着想象着,使用的都是最能传神的方言,但记到纸上的那一刻,也就稍稍改变了——因为他想到这些文字还要送到更远的地方,交到许多人手上,为了让他们也能看懂,只得这样做了。他要尽量把原来方言中的某些最珍贵的东西、一些元素保存下来,但又要遵守普通话的一些规范,服从大多数人交流的需要。

  这没什么好说的。这就和秦代做的那个事情一样:统一度量衡。有了统一的标准和规定,才能通行四方。

  如果我们的作品压根就不打算在更广大的地区得到阅读,只是想在本地流传,那就不必有其他的顾虑了。可是我们的书要在整个汉语区发行流通,这种语言转换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这种转换还不能依靠别人,而只能依靠我们自己。

  从绝对的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目前读到的所有汉语小说,大都是一种“译作”?从心里的声音、从默读、从方言,再转换成书面上的文字?是的,而且这些工作都是由作者自己完成的。

  我所生活的胶东一带与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语言有相当大的差异。虽然同属北方,但由于它是春秋时期的“东夷”地区,后来又长期处于边缘海角地带,文化流动性较弱,所以至今一直保留有大量古音古意,一些语汇和表达方式今天听起来既有趣又古旧。所以这里的作者在写作中也有个自我“翻译”的问题——这个难题也许比不上南国作者那么大,但的确也是存在的。比如有一本写胶东生活的长篇小说,读者和评论者说它是用方言写成的:看上去充满了方言土语,胶东风味浓得化不开,几乎离开这个地方的语言一步都走不了。可是读者在阅读中却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不需要一个胶东人站在一旁讲解。这当然是因为那个翻译的工作早就由作者自己完成了,他在语言落纸的那一刻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

  如果这种翻译和转换成为工作的习惯,那么这种边译边写的过程也就不成其为负担了——非但不是负担,而且还化为一种规范下的艺术追求——就是说,承认了一种规范的合理性之后,并不去抵抗它,而是努力使之成为一门艺术。

  写作者将方言转译为普通话的这个过程,已经是创作的自然组成部分了,转译的结果,也成为衡量语言艺术的一个尺度了。这是在长期的语言演化中形成的,就此,我们这些方言写作者已经没有了脾气。

  如果写作者不认可这条规则,并且不进行自我转译,那么结局也就只有一个,即只能让作品滞留在一个狭窄的地区里。一本书印出来,比如一本小说,它不能无限度地使用注释,那样也就破坏了语感,琢磨起来太费劲了,哪里还会有什么阅读快感。

  反过来说,有没有直接使用普通话进行创作的人呢?当然有。我们看那些直通通的缺少韵致的语言,可能就是这样的产物。直接使用普通话去思考和写作,语言可能会缺少一些纵深感和立体感、一些余味,意思和逻辑的边缘可能太清晰了,这对于想象不利。

  一般来说,出生在边缘地带的人或长期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人,必然会有深刻的方言烙印。对于写作这门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可是生活在大城市又会怎样?难道他们从小丧失了方言的熏陶吗?也不一定。因为城市有城市的方言,小巷有小巷的用语,只要是一方水土,就会养育起一方人。严格讲来,大地上还没有一个角落会与方言绝缘。

  可是这样说又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将边缘地带与大城市生活的人在语言上等量齐观——他们很可能各有一些优势——比如说城市群落形成得久了,一种城市文化也就深厚地沉淀下来了,这种土壤也可以老旧得发黑。地质土壤学上说“黄土是一种年轻的土壤”,那么今天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可能再也找不到“黄土”了。人出生和生活在这样的闹市里,好像根本就不用担心缺乏沉积的语言了。纯粹的城市动物会有的,而且越来越多。

  我在胶东半岛遇到过一个极有意思的人物。这个人可真能写,他只有五十多岁,仅小说就写了大约一千多万字。但至今除了自费出过一本小书而外,还没有出版过其他的作品。这个人很倔,是个很有主见也很固执的人,无论别人怎么劝都不行,从来不用普通话写作。他使用的是最本色最地道的胶东西北部小平原上的土语。这使我这个当地人读起来都要十分吃力,虽然读懂的部分也觉得特别生动。大家想想看,他的书怎么出版?他倔到了如此地步,只要一谈到化解方言的问题就不冷静,挥着大手说:文学就应该使用方言,文学就需要依仗方言,你如果只拿普通话的标准衡量我,说我写得不好,那可不行!那只是你的标准!我只好无言,因为我一时找不到更多的理论与他争辩。

  我得承认,他有他的道理。可是他的书如果要印刷发行,仍然不能仅仅使用胶东西北部小平原的标准吧。

  如果有一个义工帮他动手译成普通话就好了。可是这一来又会遭到他的反对。其中的主要问题是,这种转换会造成极大的损失。所以说到这里,我还是坚持原来的那个想法:作者自己在写作的同时,要自觉地完成一次转换,并且要养成一种习惯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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